在衝突對話中，也許正是兩種/多種不同的敘事觀角力。在衝突中，各方利用自身的語言來陳述自身的立場和駁斥他者的立場，正如上段曾說，語言本身亦是一種需要詮釋的東西，自身思考的語言和陳述用的語言本身已經是不同了，加上詮釋他者陳述的語言亦會把他者思考的東西再一次誤解。整個衝突對話就不會是一種「真理越辯越明」的對話，結果變成一種權力上的角力，看看那一方的權力比較強，那一方就會把握著「對」的話語權。進一步而言，在衝突對話發生之前，我們已經可以知道誰人才是有「對」的話語權，另一方就只會是「錯」，但如此只不過是一個敘事高於另一種敘事，結果是權力上的遊戲。
四海之內皆準的倫理觀只不過是一種命題式的倫理觀，只不過是一種可以在實驗室驗證的真理，如此「真理」只會成為我能掌握的，是一種邏輯上的真理。但不能忽略我的的確確是活在一個大時代底下，的的確確是活在一個處境，我思考的倫理是不能走出我的處境，所以我又如何可以在超然於我自身的處境、在超然的位置驗證真理。每個人的對與錯的想法都是置於處境與敘事中，每個人的對與錯的想法都是置於處境與敘事並交織出一個的倫理觀，這個倫理觀是辯證的，是置於處境的。這就成了這一個時代的語言，同時塑造了這一個時代的經驗。
最後，「對與錯」的「與」又是怎樣的「與」呢?它可以是代表著對和錯本身上是相對的，對中沒有錯，錯中沒有對，對和錯是互相對立，沒有什麼互相重疊的空間。「與」亦可以是代表著「對」存在的同時「錯」是同時相生的，可以說是和前者一樣。它亦是一個判準的生成，伴隨著對和錯，對和錯不是單單互相對立，是多於單獨的「對」加上單獨的「錯」，可以是 Hegel(黑格爾)式「正反合」辯證法。當說對的同時「錯」六伴隨著，這個「錯」不是可能存在，是必然的存在，這個「與」就說明了這種關係，在對和錯衝撞下，一個「具時代性」、「具處境性」的倫理觀就會從此產生。
